编者按 ：本报3月1日刊载《端纳小凤仙蔡锷》一文后，收到读者来函，对该文有关事实提出不同看法。本着客观公正、百家争鸣和尊重历史的精神，特将来函刊出，以求方家共同探究。我们也热诚欢迎广大读者和作者本着这种精神，积极参与《世纪》的办刊工作，使《世纪》成为大家正确认识历史，认真思索未来的园地。
贵报1999年3月1日“世纪”第十一版“世纪人物”专栏刊登了一篇题为《端纳小凤仙蔡锷》（以下称《端文》）的文章，我想就该文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。
1915年年底，蔡锷从北京潜回云南，参加发动护国战争。《端文》提出“正在帮助蔡锷逃离北京的人，是当时活跃于中国政坛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”，并对此过程进行了一番详述。但有两点我表示怀疑。
首先，关于蔡锷离京、从天津乘船赴日的时间。文中说是“12月1日”端纳“与蔡锷一起登上火车直达天津，直到亲自将蔡送上东渡日本的轮船后，才打道回府”。可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《中华民国史》记载，蔡锷按先斩后奏之计于11月18日从天津登船东渡，19日电告其在经界局的助手周钟岳他已离津，可速拟续假三月赴日就医之文代呈袁世凯，22日周代蔡续假三月；几天后，周见进展顺利，又代上一呈，明言赴日就医。这有当时的政府公报及周钟岳（字惺庵）的《惺庵回顾续录》可资佐证，材料详备，故11月18日这个日期是较可信的。
其次，关于蔡锷从京、津出走的方式。长期以来一直有很多逸闻传说，归结起来都是“逃”。护国反袁是个庞大的计划，从蔡锷在北京与云南的将官取得联系、互通消息、进行筹备，到最后发动起义，过程是很漫长的，且始终须严格保密。蔡锷出走只是其中一个步骤，倘如那些逸闻传说，或《端文》所说“端纳和仆人……让身材瘦小的蔡锷在备好的洗衣篓里，抬上马车，直奔崇文门火车站”，然后利用外国人的特殊身份顺利地抵达天津，情节固然惊险离奇引人入胜，但却有悖事理———因为蔡锷诡秘的失踪，无异于明白地告诉警觉的袁世凯他是“窜回老窝去造反”（蔡是由云南奉调进京，而云南正是袁氏势力不及的地方），使袁有所准备，这样不仅大大增加了他绕道回滇的危险性，而且暴露了起义的动向，护国运动的星火未及点燃，恐怕就要被袁氏早早地扑灭了。《中华民国史》载：蔡锷为了脱离袁世凯的掌握，早在1915年10月下旬就试探性地向袁请病假，因他当时确实患病，袁也就应允；11月初，蔡又要求续假，“赴津就医”，袁仍不疑，蔡于是名正言顺地去了天津。在密探监视下，他时而住院养病，时而“溷迹于娼中”，一俟监视稍懈，便登船而去。走后，才由周钟岳代请“赴日就医”，袁见木已成舟，虽不情愿他远走，却也没有办法了。另据蔡端所编的《蔡锷集》中讲：抵日之后，蔡锷仍托朋友旅行日本几个地方，每到一地就寄一封预先准备好的信给袁的亲信，表示他还在日本游历疗养。可见，蔡锷一直在用计麻痹着袁世凯，希望蒙蔽他越久越好，以便为起义的准备争取更多的时间。所以蔡锷的出走，不会也不该采取“逃”这种冒险的方式。
作者附记： 我是蔡锷的长媳。蔡锷长子、先夫蔡端1951年至1957年曾在《光明日报》工作过，他已于1997年9月去世。长期以来，我们一直订阅《光明日报》，近日看了《端纳小凤仙蔡锷》一文，考虑再三，决定写这封信。蔡端生前曾在多处报纸上发表谈话或文章，就蔡锷出走京、津这段历史，针对一些误传、讹传进行订正和澄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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